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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心第三十次沙龙活动

(发布日期: 2016-09-08  阅读:次)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心第三十次沙龙活动

2015年3月21日晚,中心借“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重庆召开的机会,邀请其嘉宾陈谦平、汪朝光、吴景平、王奇生、徐勇、张生等民国史专家作为中心主讲人,围绕“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此次沙龙活动由潘洵教授主持。潘教授首先介绍了各位专家学者,欢迎他们的到来,并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中心建设的大力支持。今年是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抗日战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此次沙龙活动以围绕问题,集中讨论的形式展开。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三位老师展开引言。汪朝光研究员讲道:民族复兴在现在的中国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我们不要用太政治化的眼光去看待“民族复兴”这个主题,并以蒋介石日记的内容为例,证实不论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以及民国时期的仁人志士对“民族复兴”的一致认可。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契机,是民族复兴的枢纽。

吴景平教授讲道:每次来西南大学都感觉很亲切。吴教授并结合自身经历来讨论怎么学习、研究抗战史,学者当下要有明确的认识、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精神。和中国内争的历史不一样,抗日战争史是国际性的、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所经历的抗战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这要求我们有国际的思维,国际的标准,无论是可靠性、多样性,应经得起当下国际的考验,。

徐勇教授讲道:每次回母校,都感觉有新气象。中国的抗战从学术史回顾一下,命名为“中国抗日战争史”这样的著作,大陆从80年代开始,台湾1972年起步,总体来说,抗战史研究起步晚,与日本相比,相差甚远。但是,现在我们迎头赶上,可谓“雏凤清于老凤声”,这与老一辈的学者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对中国学者的观点的革新,也可以看出我们确确实实在进步。

关于“抗战时期对文化西化现象的反思的意义”:

陈谦平教授认为:抗战时期,我们面临着民族存亡的问题。民族复兴贯穿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应该有动态的、整体的研究。

张生教授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五千年战争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关系到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抗战史是民国史最值得研究,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具有世界意义。

汪朝光研究员认为:不是日本军阀侵略中国,也许中国不是当今的格局,这有内在的革命逻辑或者国家逻辑。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利弊参半。抗战中汉奸无数,伪军中中央军几乎没有,黄埔军军官没有,这说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教育相当成功。

关于“抗战时期国共军队研究”的价值所在:

王奇生教授认为:近代以来,战争不断,我们的学者作为文人,军事史研究进步不是很明显,共军、八路军、新四军等的研究,成果很多,问题也是很大。历史学家如何介入研究,值得深思。

汪朝光研究员认为:华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华北是绝对不能丢的,日本最大的失误就是入侵华北,一旦进入华北,必须决一胜负。不能低估民族主义的作用。

张生教授认为:日本进关,远远大于满洲人的力量,满洲人之所以可以成功入关,就是缘于民族觉醒,一战是中日民族间必有一战。

陈谦平教授认为:假如单靠民族主义就可以坚守中国,那为什么到了抗战后期军队投降的时候,冈村宁次就不能接受投降,因此,不能绝对强调民族主义。

徐勇教授认为:中国礼仪尚需加强。有日本学者认为:汉字是日本文化的根,根是不能忘却的。日本通过抗日战争来排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开始了,中国人不崛起是不行的。

关于战后赔款问题:

吴景平教授认为:日本战败之初未能解决赔款问题,就已经没有可能了。中国放弃索赔有其国际因素的考虑。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人物。美国曾经希望中国进行索赔,当时我们没有抓住机会。因此说民族主义不是万能的,得看你的敌人是得道还是失道。赔款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放眼未来。

陈谦平教授认为:当初为了让苏联和日本交战,中国政府无奈同意割去外蒙古,去换取东北,换取新疆的安定,因此人和很重要。

最后,徐勇教授倡导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在历史重要关头的领导者展开系统的、全面的研究。

此次沙龙活动吸引了广大师生的眼球,中心赵国壮、陈志刚、王刚三位老师以及研究生等5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西南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2015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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